毛泽东曾想推迟发动渡江战役被邓小平坚决劝阻

核心提示：接军委电报后，邓小平、陈毅立即找指挥中集团的总前委委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和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到合肥以东的瑶岗商谈，并于17日1时以总前委名义报告军委并告二野、三野：“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22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4年6月11日第12版，作者：王辅一，原题为：《4月21日，还是4月20日？》

65年前的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追击阶段。由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和第四野战军两个军组成的先遣兵团及华东、中原军区部队共120万大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在华东、中原解放区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南京、上海、杭州和江南中共秘密组织与游击队配合下，以木帆船为航渡在长江中、下游数百公里的宽大江面上强渡长江，突破了国民党军70万陆军和89艘舰艇、300架飞机支援组成的长江防线。这次战略性的进攻，战果辉煌：消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占领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推翻了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攻占了全国经济中心上海，解放了杭州、南昌、武汉等名城和苏南、皖南、浙江大部、闽北、赣东北、鄂东南广大地区，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

数十年来，不少文章、图书、报刊在讲到渡江战役时，通常都是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1949年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由此开始。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渡江作战是按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发起的，而不是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的。道理很简单：一是，《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全文830多个字（含标点符号），没有一句话讲到渡江作战。二是，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它是以解放南京、上海、杭州及苏南、皖南、浙江等地区为目标的，而进军命令是讲向全国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包括向华南、西南、西北、绥蒙进军。这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三是，渡江作战自4月20日晚开始，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是4月21日发出的，进军命令尚未发出，渡江作战部队怎么遵照执行呢？因此，笔者认为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发布时间作为渡江作战的发起时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当时，笔者作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机要秘书，负责管理机要电报，对这段历史有很清晰的记忆：1949年4月21日7时，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20日20时，第七、九兵团发起了渡江作战，至今晨6时，已有28个团登上南岸，“渡江风浪平静，遇敌抵抗不强”，正“向纵深挺进中”。电报很快发到北平，毛泽东看到后自然感到十分欣慰，他几天前对渡江作战还有点担心，胜利来得如此之快，是他始料未及的。毛泽东当时正在思考趁解放军胜利渡江、国民党军定会溃败的良机，组织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构想。于是，他便立即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自己和朱德总司令名义于当日发出，意在号令全军趁热打铁，加快向各地的作战进程。

其实，何时发起渡江战役，一直是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关注的一件大事。1949年2月11日，军委复电刘、陈、邓、粟、谭等，确定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4月3日，军委复电总前委：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5日发起“全线渡江作战”。但由于国共进行和平谈判，渡江时间后延。4月15日5时，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和二野、三野：“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卯哿）为期限，……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16日8时，军委致电总前委和二野、三野：“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要考虑南京方面在和平协定签字后要求给他们调整部署的时间，“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3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还询问“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由此看出，此时毛泽东对渡江作战是很牵挂和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