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神木县法院叫号立案 债权人半夜来排队

原标题：神木民间借贷危机后事

“现在基本没有新报案了，但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神木县司法局副局长、“处非办”（全称为神木县化解民间融资风险和打击处置非法集资专项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马宁6月12日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称，虽然个别案件处置较快，群众满意度高，但总体而言，不敢轻言乐观。

据处非办介绍，截至6月10日，神木已经立案的民间借贷案件为72件，涉案金额66.75亿元，涉及参与集资群众5752人，涉及犯罪嫌疑人181人。从总体规模来看，似乎远小于鄂尔多斯。而在相关资产处置中，目前最大的张孝昌案中债权人已经拿到40%左右债务，这一比例高于鄂尔多斯同类型案件。

比较而言，神木的处置方式，更注重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共同参与，其原有的高度民生福利举措，为缓解借贷危机引发的焦虑起到了巨大作用。

但记者采访发现，在部分案件成效明显之外，更多具体案件仍有焦虑升级趋势，针对公务员集资人、债权人的担忧在增加。而当地地产、煤炭产业的持续不景气，则是这种焦灼、焦虑情绪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债案交错垒叠

“张某的案子，因为债权人要求高，处非办交到了法院，但是后期债权人在我们的疏导下，又希望退回来调解，最终债权人对调解很满意，还给县政府写了感谢信。”6月12日，处非办副主任马宁举例称，处非办尽量追求让问题调解，以求债权人利益得到保护，也维护了当地经济、社会稳定。

神木县化解民间融资风险和打击处置非法集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县长张生平担任组长，常务副组长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云霄担任。处非办设办案大队、调处中心、综合办公室、受理接访中心四个工作机构，现有工作人员163人，其中办案大队下设4个办案中队和一个抓捕组，是处非办的主力军。

处非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处非办共接到非法集资案件报案线索245件，涉案金额79.4亿元，涉及报案群众7458人；已受理案件104起，经初查正式立案72起，涉案金额66.75亿元，涉及参与集资群众5752人，涉及犯罪嫌疑人181人，目前刑事拘留96人，执行逮捕72人，取保候审59人，上网追逃45人。已移送审查起诉15案、37人。

这一数据相比于紧邻的鄂尔多斯市，似乎问题要轻得多，但考虑到神木县人口仅在50万左右，这些数据意味着沉重的负担。

根据神木县的处理路径，处非办并非相关案件唯一去向——部分民间借贷可根据债权人的意愿和案件的性质，最终以民事诉讼进入法院，而法院过去一年中牵涉民间借贷的案件总数多达2000多起。

两个路径的两组数据叠加后，才说得上呈现了神木借贷危机的“全貌”，显然这是不容乐观的。

“这边的法院不会拒绝立案，也不会往处非办推。而且处理效率也比较高，这缓解了很大的压力。”采访中，多位债权人对比了神木与鄂尔多斯的处置方法后，对“神木方式”颇表认可。

两个路径除了法律上的民事、刑事区分外，债权人的意愿成为重要参考指标。马宁告诉记者，处非办接到每个案件后，随即鼓励债权人选代表成立债权人委员会，此后由委员会代表债权人意愿，提出对案件处置意见，而处非办则会高度尊重这些意愿。

“比如有的嫌疑人先被限制行动了，但债权人商讨后认为可以放嫌疑人出来参与处置资产，那我们就尽可能按照债权人想的来做。”马宁强调，这样做的前提还是要依照法规进行。

马宁认为一些案件相互交叉和垒叠的情况较多，这让整体处置较难。记者亦走访发现，一些案件上下线延伸较长，比如A集资后加息放贷给B，B则再次集资多人资金，加息放贷给C；而另一些案件则相互之间重叠，这与神木这一传统人脉相关。比如在马万彪案中，就有“房姐”龚爱爱的身影，而刘旭明案又与多个其他案件有交集。

追猎资产艰难

在“最大的”张孝昌案中，债权人拿到了近半债务。但该更多案件中，寻找资产成为最大难题，尤其在涉及公务员的案件中。

“主要有三个大案子，张孝昌、刘旭明、马万彪，总涉案金额大概20亿元左右，这三个案子是成立了专案组在办，而且都有县里领导牵头，相关单位做责任单位的。”马宁介绍，由于案件仍在办理中，不便介绍具体个案。

记者从处非办证实，目前张孝昌案件中，已经解决超过40%的债务。作为当地最早爆发、规模最大的借贷案件，这一比例让神木债权人普遍充满乐观期待。

张孝昌以炒黄金吸收民间资金，同时还存在银行贷款。其借贷资金流水达到百亿级别，但据债权人透露，其目前被处非办认定的“负债”金额在10亿元左右。

张孝昌案在2012年年底爆发以来，因存在1300多名债权人，且牵涉60多家企业，此外还有银行债务，故而曾一度出现较为混乱的局面。记者从债权人中获得的一份举报信显示，债权人曾在2013年年初向专案组反映18条涉及张孝昌资产问题的举报，且其中部分举报指向具体官员和银行。

“当时主要的问题是，银行把张孝昌的金银卖掉了，一些官员背景的债权人在抢资产。”债权人称，此后在债权人的强烈要求下，张孝昌的所有亲属几乎均被控制，从而结束了“抢资产”闹剧，而控制全部家属后，一些资产也被成功追回，这成为后期“偿还”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债权人目前仍抱怨在张孝昌案中，存在部分重要资产处置不当的问题。比如银行作为“债权人”，是否应该和其他普通债权人一样被平等对待，因为银行在向张孝昌放贷时，存在明显的违规情况。债权人认为仅此一点，银行就应该被剥夺其特殊身份。

据处非办介绍，目前已经追回的涉案财物约8亿元。但没有人敢对这一金额打包票，其中一些神木当地的房产，极有可能仍在持续贬值。

较为艰难的资产追猎，出现在企业股份中。以马万彪案为例，记者获得的多份工商资料显示，其与龚爱爱等人合资成立的某企业中，股份曾频繁变化，这让办案人员很难确定其实际资产情况。

“涉及到公务员的，会更难，他们的钱主要投向房产，而投向企业的资金，又往往不是以本人名义进行。你怎么查？”有办案民警私下称，有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某个公务员拥有资产，但在法律层面却因不在其名下而难以追查。

难脱贬值困境

相比于黄金、白银，更多案件中，现有资产均为房产和煤矿股权，当前市场环境下，贬值趋势难停。

而相比较于张孝昌案，更多借贷案件中的资产并非黄金、白银，而是房产和矿产，后两者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正在经历贬值，尤其房产。

对于普通公职人员而言，其投资往往为房地产，当地房地产市场持续的下滑和停滞的情况下，部分公职人员的清偿开始停止。记者核实中国农业银行神木支行某职员，即疑因地产问题，而无法偿还一笔仅40万元的债务。

“贬值，总还在，那不排除经济形势转好后，这些资产就升值。最难的是，一些集资人的资金去向很复杂，要么很难找，要么被挥霍，这才是最头疼的。”马宁称。

以三大案件中，涉案人最年轻的刘旭明案为例，这位1983年出生的当地人以兴办煤矿为由集资，之后其大量资金被用于消费。而这些资金显然再难以被找回。

更为普遍的难点在于，对于一个县级的处非办而言，许多嫌疑人的资产位于西安、鄂尔多斯、北京等地，资产查明工作颇为艰难。“你说你一个县级的公安，到人家地级市去查，这个效率和难度是比较大的。”一位参与办理案件的民警抱怨称，连续的出差和奔波几乎让他累倒，但却没有多大成效。

“就算是北京的房产，虽然没有贬值，但你不好卖出去，不能变现，那你拿什么公平地分给债权人？”马宁称，一些嫌疑人虽然有外地的房产，且貌似没有贬值，但却难以变现。

“我们的原则是，一碗水绝对要端平，债权人之间一定要公平。债权人中的公务员也不例外。”马宁说，要实现这种公平，有时候现金才是最好的清偿。若以资产抵顶，则很难在众多债权人中间实现绝对公平，而且债权人对于资产的优劣有时存在较大争议。对于一些家庭困难的债权人，他们并没有向鄂尔多斯那样给予“例外”清偿资金，而是将其介绍给民政局来帮扶。

事实上，在政府牵头之下，乡镇一级被要求更注重摸排当地债权人的生活经济状况，并要求对其中困难群体及时干预。

除此之外，神木早年建立的民生福利政策，在缓解借贷危机带来的压力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比如家中有人病了，有孩子要上学，那神木有免费医疗和免费就学的政策，完全可以解决债权人这些问题。”马宁称，这些民生政策，此时正发挥着巨大作用。

受争议的调解

调解，是马宁在采访中提到最多的一个词，也被认为是神木处置民间借贷最突出的特点。

“事情的起因，是双方自愿才有了这个资金上的往来，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让大家意识到整个经济环境下，这种投资损失是如何导致了现在资不抵债这个现状，然后让双方在我们的引导下，在政府职能部门的帮助下，尽可能平心静气坐下来想办法解决。”参与调解工作的民警详细解释了调解如何进行，但马宁指出调解更多针对资产处置，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案件的定性和查处。

但记者在处非办门外遇到的马万彪债权人却抱怨称，在调解的名义下，马万彪被以2000万元“押金”，实现取保候审，但实际上马万彪出来后只解决了其亲戚的部分债务，其他债权人却颗粒无收，而报案人数却从37人减少到20人。

据了解，领汇集团董事长、总裁马万彪主攻地产，此外也有部分煤炭业务，其目前报案欠债金额为3亿元左右，但坊间认为有大量公职人员并未报案。

“他说有一亿元的现金，两亿元的房产，出来就能给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签了字让他出来，结果是出来以后他只解决自己亲戚的、可能也有官员的债务，根本就不再搭理我们了。”债权人称马万彪自2011年7月停止付息后，近半债权人再未获得资金。

显然，以促进调解为名的这次取保，并未给债权人带来处非办所强调的公平。而在其他案件处置中，一些债权人认为所谓“调解”，在缺乏更高透明度之下，极容易引发大家猜疑——人们认为那些至今隐形的公职人员在调解中拿到了更多资产。

据处非办数据，目前该办已经成功调解案件12起，总调解金额达到3.6亿元，兑付金额近8000万元。但债权人怀疑这一数据中并未计入给官员的清偿资金——这种清偿，往往被认为是以“调解”的名义进行的。

记者从神木县法院获知，从2013年至2014年6月1日前，该院已经立案受理7200多件民间借贷案件（标的总金额57亿余元）审结5481件。“今年以来，平均每个民事法官100多个案子，压力很大，尤其执行上压力大。很多执行法官要晚上八九点下班，加班加点是常有的，工作基本上是5+2白加黑。”神木县法院政工科科长李方哲告诉记者。

目前，神木县法院用叫号机立案，有些债权人半夜即来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