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动的“洗冤工程”

原标题：萌动的“洗冤工程”

2013年5月4日，回到家中的吴昌龙在自家楼顶锻炼身体。他曾被认为是福清市纪委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后来法院宣判他无罪。　　　　　　图/CFP

去年，在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推动下，我国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法治理念得以彰显，民间好评如潮，同时也给予了更多期待。

借鉴部分“洗冤工程”的运作模式，5月23日，部分法学界和律界专家相聚北京尚权律所，宣布启动“蒙冤者援助计划”。这是民间发起的又一项“洗冤工程”。此前，李金星等律师于去年发起了“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法学家徐昕等人于今年春节后发起了“无辜者计划”。

当年震惊海南的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即是目前多个洗冤项目共同着力的一个案件。已在监牢中20余年的陈满，其“罪状”被质疑证据严重不足。

“洗冤工程”民间萌动会收到何种效果，尚需时间检验。多个项目负责人均表示，“洗冤工程”运行过程中，更需拿捏分寸，既寻求个案公正，也要巩固司法权威。

本报记者周喜丰 实习生周慧琳 北京报道

民间合力

部分律界、学界人士发起“洗冤工程”

“陈满故意杀人、放火一案，经最高检认真审查，已向海南省高院提出调卷通知书。”4月27日，四川律师王万琼对潇湘晨报记者说，该消息来源确切。

对于律界与学界呼吁多年的这一重大疑似冤案，又是民间洗冤项目共同着力的典型案件，其每一个点滴的进展，都让呼吁、援助者感到努力没有白费。

谈到洗冤，法律人可能还记得律师李金星等因福清纪委爆炸案十二年不决，而给福建高院的“送红薯”事件。

结果是，2013年5月，福清纪委爆炸案全案被告人宣告无罪，包括曾被判处死缓的被告人吴昌龙。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几近于行为艺术的“送红薯”让法院很“恼火”，福建高院本来也有强烈的纠错欲望，相关工作也在进行中，但最终法院的“风头被红薯抢走了”。

正是在代理吴昌龙案过程中，李金星萌生了实施一项洗冤工程的想法，他用了“一拍即合”来形容他与多位同行的共鸣。

2013年11月，李金星、王万琼等国内知名律师在援助陈满案时，倡议发起“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福清纪委爆炸案中无罪获释的吴昌龙被聘为形象代表。

李金星认为，吴昌龙是最合适的代言人选，“他的案件太具有典型意义了。”吴昌龙也乐意担当这样的角色，视为回报社会。

“蒙冤者援助计划”则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与北京尚权律所联合发起，旨在为蒙冤者提供援助，全部费用由尚权律所承担。

“蒙冤者援助计划”总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吴宏耀说，早在2013年4月份，就有了这个动议，在部分国家，“洗冤工程”已运行20多年，“蒙冤者援助计划”正是借鉴这一操作模式，同时也可利用各方面的优势，比如尚权律所专业的律师团队，学校丰富的学界资源。

择案标准

主要法援对象是已生效判决的被告人

对于福建高院来说，“洗冤工程”的启动，带来了新的压力。

发生在福建的陈夏影案，也是“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和“蒙冤者援助计划”重点援助的案件。

该案发生在1996年，陈夏影等3名青年被指控犯下绑架杀人案，经过10年审理，被告人黄兴、林立峰被判死缓，陈夏影被判无期。18年来，当事人及家属从未放弃申诉。2013年8月起，全国各地8名律师组成申诉代理团队。

福建高院表示案件正在复查，但目前仍无结果。而就在上个月，“洗冤团队”把陈夏影案的研讨会开到了福州。

“洗冤工程”的运行，必然牵涉到对于援助案件的选择。何种案件能进入“洗冤工程”援助视线？潇湘晨报记者采访得知，各个项目的主要法援对象，是已生效的有罪判决案件被告人，其中，“无辜者计划”等也涵盖正在审理中的案件。

相关专家认为，长期以来，“冤假错案”的统称极易让人混淆冤案与错案的区别。无论哪个阶段出现事实、程序法律错误，均可称为刑事错案，而刑事冤案应是指根本没有罪的人被判有罪，一种是有犯罪事实存在但抓错人了，另一种是根本就没有犯罪事实，是假案。

据“蒙冤者援助计划”另一总负责人、尚权律所律师高文龙介绍，在划定受理范围时，项目组颇费思量，一方面担心大量案件涌入，另一方面律所精力有限，项目第一阶段，即2014年至2016年，只受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绑架、强奸等以暴力手段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案件，还须符合三个条件：必须有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当事人必须被判有罪且刑期为无期以上；现有材料能够证明无罪或定罪证据明显不足。

实际上，为保证援助质量，目前“蒙冤者援助计划”只确定援助5个案件，要么是媒体之前报道的，要么是律师办案中发现的。

吴宏耀说，这5个案件是从几十个“冤案”中筛选出来的，得到了尚权律所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双方的认同。

“无辜者计划”则运用打标签的方式。徐昕介绍，经过筛选的案例，会打上“冤案”、“疑似冤案”的标签。不仅筛选的过程非常慎重，标签也打得非常慎重，“刑事案件定罪的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我们是以‘超越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来判定是否冤案。”

对接功能

补上“从申诉到立案之间”缺失的环节

“我敢说，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冤案还没有被纠正。”刑诉法泰斗、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陈光中并不讳言，过去在“疑罪从轻”的指导思想下，确实有部分疑案被作为有罪来判了。

令李金星印象深刻的是，在接触到陈满案时，他发现，几十年来，当事人及其家属就是不断地写信，“都是无效的申诉”。事实上，这类案件的专业水准要求并不高，但是，当事人及家属显然需要更专业的帮助。

刑诉学者、律师毛立新认为，洗冤工作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发现，二是纠正。纠正必须依托司法机关，要靠司法体系的运作，目前欠缺的是冤假错案的发现机制。

当前完全依赖的是当事人的申诉、上访，但现实情况是，海量的申诉真正能够立案再审的，比率极低。毛立新说，尚权所甄选的几个案例，都是贫穷家庭，请不起律师，加之专业能力有限，靠自己完成不了“申冤”的任务；同时，也给司法机关的审查增加负担，它们要么不管不问，要么也需要开展大量的调查工作，“所以，中间缺了一个环节”。

毛立新认为，这些案件经过筛选、甄别，由专业人士进行审查，在前期做好分析、调查等基础性工作，尽快输送到平冤纠错的司法申诉程序中。对申冤者来说，这是援助；对司法机关来说，也是对接。

尚权律所律师张青松认为，从现象来判断，一是司法机关维稳压力比较重，没有精力，另外，有些申诉确实没道理，因而，需要一个过滤机制。

在与司法机关人员交流的过程中，张青松也谈到这一过滤工作可以由民间力量协助，通过专家、学者反复研讨，提出建议，这样既可以减轻司法机关负担，也可以通过民间力量消化掉一部分，减轻社会不稳定因素，保证司法权威的稳定性。

徐昕则提出了“转介”这一概念，因无经费支持，更多的是与律师合作，将筛选出来的案例，转介给愿意提供援助的人。

如何援助

“不能把‘洗冤’变成一种揭丑活动”

吴宏耀介绍，刚刚启动的“蒙冤者援助计划”可以提供三方面的援助：安排律师或推荐志愿律师，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根据案情需要，组织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召开案件研讨会；根据案情需要，对重大疑难案件，组织专家学者召开案件论证。

徐昕说，民间呼吁对于案件的推动作用，尚待观察，但非常有价值。最迫切的任务是，以最简洁、最直接的案情介绍，呈现给公众，传递到司法机关。

实际上，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把桥搭起，至于司法机关过不过桥，是下一步的问题。”徐昕认为，终极目的是希望能推动建立完善申冤机制，从制度建设层面上，减少和预防冤案。这也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

5月中旬，最高检相关负责人曾带队前往尚权所调研申诉问题，张青松直言不讳，提出检察机关要重视客观中立的第三方意见。

正是因为国家强调预防、纠正，司法理念的重大改变，政治家起引领作用，民间力量介入是必然趋势。从司法规律上讲，任何司法制度都无法杜绝冤案，在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随时翻掉一个案件，即便在欧美国家，“洗冤”组织发达，“洗冤”都是一个漫长、煎熬的过程。律师的重要职责是，让每一个法条活起来，至少要让司法机关的内心确认增加信心，认为可以启动再审程序。

但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工作。

张青松认为，民间“洗冤工程”的运作中，更多地要释放一种善意，目的是帮助进一步树立司法权威，不能把“洗冤”变成一种揭丑活动，更不能使它成为民间法律力量有意挑战法律权威的行为，“是破坏司法权威还是巩固司法权威，需要拿捏好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