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信会议的发展历程、特点与时代意义

原标题：亚信会议的发展历程、特点与时代意义

编者按：2014年4月3日，《当代世界》杂志社在京举办“‘亚信会议’：机遇与挑战”研讨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杂志编委会主任于洪君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五位专家学者及中联部部内业务部门相关研究人员参加会议。研讨会结合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亚信会议”领导人峰会，主要围绕“亚信会议”的发展历程与时代意义、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于洪君副部长在致辞中表示，“亚信会议”是亚洲国家增进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平台，维护和平稳定的亚洲秩序需要亚洲国家进行通力合作：一是增强政治互信，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培育出适应时代特点和需要并被各国普遍接受的亚洲安全观；二是加强多边互动，探索不同功能领域的合作方式，提高亚洲国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三是提高务实合作，推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实现亚洲国家利益交融、相互依赖的局面；四是促进人文交流，鼓励和引导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增进彼此国民的相互理解，提高亚洲人民对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作为亚洲大陆的一员，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命运密切交织在一起。中国自身的发展在亚洲复兴的进程中受益良多，但亚洲存在的安全问题和挑战也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亚信会议”是亚洲重要的地区性安全对话与合作论坛之一，中国自“亚信会议”筹建之初即积极参与，2012年第四次亚信外长会议上更是接过轮值主席国的大旗。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如何把握“亚信会议”召开的“主场”之利构建良好周边国际环境？如何进一步开拓安全外交的新路径？如何在“亚信会议”框架下夯实“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社会基础？本刊特别刊发五位与会专家的发言文章，以飨读者。

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走上崛起的道路，尤其一些东亚、南亚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冷战结束后，在亚洲出现了更多的国际成员。面对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启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明显的落差摆在这些新生国家面前。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成分最复杂、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大洲，亚洲从近代以来就是世界上矛盾冲突最多的地区之一。与发展经济相比，避免各类冲突引发的破坏性影响、预防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造成的风险，是这些新独立国家在巩固各自主权同时必须考虑的对外政策目标。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一直试图建立一种通过对话、沟通、协商化解矛盾，达到预防冲突的地区性合作平台。但是鉴于亚洲独特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经多方努力后出现了若干不同宗旨、不同背景、不同组合的地区性对话与合作平台。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海合作组织（SCO）、香格里拉对话（SLD）等，这既是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殊性的反映，也是亚洲各国建立地区互信安全格局普遍愿望的体现。亚信会议的建立与发展，也是这种愿望和努力的产物之一。

亚信会议的发起与现状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以下简称“亚信会议”或“亚信”），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2年10月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倡议后建立起来的地区性安全对话与合作论坛。

20世纪90年代初，哈萨克斯坦与原苏联其他国家刚刚获得独立。面对冷战结束后复杂的世界形势和地区环境，各国政治家都在对冷战的历史进行反思，并就推动新型国际安全观的形成和重建地区及世界安全信任体系进行思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先是在邻国土库曼斯坦访问时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亚洲安全合作组织的设想，随后在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关于建立亚信会议的倡议。[1] 在后来一系列讲话和著述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曾较系统地阐述了对设立这一地区性安全论坛的动机和构想。他认为，亚洲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区，也是各类矛盾和冲突最多的地区之一。由于亚洲特殊的历史，这些因素的长期存在甚至有时失控，造成了一些长年动荡的“热点”，严重影响着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而欧洲虽曾两次成为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但在二战后为了防止新的对抗发生而建立了政治、安全、经济对话机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对避免冷战时期发生重大冲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鉴于此，亚洲各国可参照欧洲的成功经验，逐步建立起亚洲的安全互信机制。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这一倡议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又于1993年2月的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会议上重申了这一构想，并为逐步建成亚信论坛预设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专家磋商阶段（1992?1995年），组织亚洲各国及世界相关国家和组织的专家、学者、外交官广泛参与的研讨会，就实现亚洲稳定与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充分磋商，在此基础上酝酿亚信会议的建立宗旨和工作原则；第二阶段为建立论坛阶段（1995?1998年），逐级召开亚洲各国高官、元首会议，实现高级别安全对话，就亚洲安全热点协调立场，缓解现有冲突；第三阶段为机制推动阶段（1998?2000年），在亚信成员国元首会议（亚信峰会）、亚信高官委员会会议、亚信外长会议定期举行的基础上，确立亚信会议在亚洲安全事务中的机制化地位；第四阶段为欧亚互动阶段（2000?2005年），与欧安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实现欧亚集体安全合作，并逐渐向美、澳、非等大洲扩展，最终形成全球性安全合作组织。

虽然新世纪后的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亚信进程并没有按照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预计的那样发展，但因为建立互信对话论坛的宗旨与方式符合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地区愿望，亚信倡议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目前参加这个论坛的已有24个成员国（中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泰国、韩国、约旦、阿联酋、越南、伊拉克、巴林和柬埔寨）和13个观察员（其中包括国家或国际组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美国、卡塔尔、乌克兰、日本、孟加拉国、菲律宾、斯里兰卡以及联合国、欧安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通过了《亚信成员国相互关系指导原则宣言》、《阿拉木图文件》、《亚信信任措施目录》等基本文件，[2] 建立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峰会）、外长会议、高官委员会会议、特别工作组会议等不同级别的对话会晤机制。峰会和外长会议均为每四年举行一次，两会交错举行，间隔两年，举办峰会和外长会议的国家任主席国。作为亚信会议常设机构的秘书处于2006年6月开始启动，设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3]

亚信会议的发展历程

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1992年10月和1993年2月两次正式倡议后，1993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专家会议，亚信进程由此正式启动（但现在一般将亚信会议建立的时间从1992年开始计算）。由于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因素的复杂性，加之冷战后世界安全形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预想的亚信会议建设进程并不顺利。虽然有哈萨克斯坦作为发起方的顽强推动和亚洲各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亚信会议的实际发展进程仍与最初的计划有很大不同。1993年3月第一次专家会议召开以来，亚信会议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论证筹备时期（1993年3月至1996年2月）。由于哈萨克斯坦政府在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外交努力，许多亚洲国家学者开始参加亚信专家会议。在1994年10月的第三次亚信专家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筹备亚信外交部长会议的特别工作小组。到1996年2月，亚信会议共举行了三次专家会议和四次特别工作小组会议。

外交协调时期（1996年2月至2001年1月）。其间，亚信会议召开了两次副外长会议（1996年2月和1997年12月），各国代表纷纷依据本国的地区利益对确立亚信会议规则表态，多数国家对亚信会议能够成为亚洲又一个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和实现互信对话的论坛持肯定态度。1999年9月和11月连续召开的亚信外长会议，开始讨论商定各成员国相互关系原则和建立亚洲地区稳定与安全保障机制的计划，共同签署了《亚信成员国相互关系指导原则宣言》。

高层对话时期（2001年1月至2004年10月）。在历次亚信外长、副外长会议的基础上，哈萨克斯坦政府于2001年初开始力推亚信成员国国家元首会议。为此，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派出部长、副部长作为总统特使，到相关各国和联合国游说，并向各国领导人和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递交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亲笔信，提出将于2001年10?11月在阿拉木图召开亚信会议第一次成员国国家元首会议（峰会）的倡议，并向他们发出正式邀请。后因“9?11”事件的发生，亚信第一次峰会延至2002年6月召开。此次会议上，各国元首共同发表了《阿拉木图文件》和《关于消除恐怖主义和促进文明对话的宣言》。2004年10月，第三次亚信外长会议召开。会上通过了《亚信信任措施目录》和《亚信程序规则》，为亚信会议成为地区互信安全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完善机制时期（2004年10月至今）。继第三次亚信外长会议之后，2006年6月在阿拉木图召开了第二次亚信成员国国家元首会议。峰会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亚信论坛秘书处协定》，为亚信会议成为常设的亚洲地区机制化论坛进一步创造了条件。2009年10月，亚信高官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各成员国代表针对亚洲地区经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潜在的安全风险充分交换了意见，并深入讨论了继续健全亚信会议互信措施与安全对话机制问题。2010年6月，第三次亚信成员国国家元首会议首次在哈萨克斯坦以外的城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这标志着亚信理念正为更多的亚洲国家所接受。会上各国领导人签署了《亚信论坛秘书处及其工作人员、成员代表特权与豁免公约》，使亚信会议向正式国际组织更进一步。2012年9月，第四次亚信外长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此次会议上通过了宣言，各成员国外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担任亚信2014?2016年主席国表示支持。[4]

亚信会议的特点与意义

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亚洲GDP总量占全世界经济总量之比从24%上升到27%；对外贸易占比从24%上升到36%。到2010年时，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27.4%，首次超过了美国（25.8%）和欧盟（25.9%），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经济板块。[5] 尤其是亚洲的各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前进名副其实的发动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亚洲经济发展虽然同样遭遇了巨大的挫折，但至今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2009年的世界经济整体衰退达0.5%，而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达5.9%。但是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地区安全风险会随之降低，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正经历高风险时期，以及多数亚洲国家面临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敏感时期，亚洲地区的整体安全形势反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国家经济实力有所改善的前提下，亚洲正成为世界军事力量高速发展的地区。此外，亚洲也是世界背负冷战遗产最多的地区，再加上各国、各民族间互信的缺失，本世纪以来亚洲集中了全世界最快速增长的军事开支、最先进的军事装备更新、最多数量的军事演习。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2009》统计，1999?2008年亚洲地区军费开支从1237亿美元增至1874亿美元，增长了53%。而同期的欧洲地区军费开支从2810亿美元增至3200亿美元，仅增长了13.8%。从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1999?2007年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分别为1.8?2.1%、0.9?1%、2.4?2.6%、2.5?3.1%。[6] 虽然因基数原本不高，亚洲国家的军费开支总量占GDP之比远低于美国（2008年亚洲地区军费开支之和也仅相当于美国的37.6%），但亚洲经济力和军事力同时崛起的趋势却成为国际社会对亚洲发展特点的客观评价之一。

针对冷战后亚洲安全形势的脆弱和多变，国际社会尝试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亚太经合组织（1993年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更名）、东盟地区论坛（1994年建立）、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建立）、香格里拉对话（始于2002年）等，以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级别，试图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亚洲地区严重的互信缺失问题。受到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制约，这些地区对话论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重叠，既不隶属也无有机的联系与协调，在分别发挥各自应有作用的同时，也留下大片对话领域和对话参与国上的空白，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战略地位日益上升的中亚地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于1992年提出亚信倡议时，便考虑到了当时亚洲的安全对话结构。经过22年的发展，亚信会议逐渐修正了过于理想化和造势作秀的成分，体现出自身的发展特点和独特意义，并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2006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阿拉木图出席第二次亚信峰会时发表的讲话中，客观评价了亚信会议论坛的意义：一是探讨亚洲安全和合作；二是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三是增进成员国相互理解和信任。中国政府从亚信进程的起步时期开始，就一直积极参加亚信论坛对话和组织建设，遵循亚信倡导的宗旨和原则，支持亚信在维护亚洲地区安全、扩大区域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领导人一向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中国的发展将继续为亚洲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7]

2012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的亚信第四次外长会议《宣言》中，各成员国外长一致支持中方担任亚信2014?2016年主席国，并于2014年5月在上海主办第四届亚信峰会。随着综合国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猜疑。以上海为“主场”举办亚信峰会，恰恰是中国与亚洲各国加强对话、消弭误解、建立互信的绝好机会。中国将充分利用亚信平台向亚洲各国宣示自己和平发展、反对霸权、预防冲突、文明共鉴的主张，推动亚信进程向构建地区安全对话与互信合作的更高水平发展。上海亚信为中国诠释全新亚洲发展观提供了机会，中国也将赋予亚信会议新的时代意义。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