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领导人谈汉字：世上最龌龊恶劣的茅坑

核心提示：瞿秋白：“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相对应的是拉丁文字，这个是抽水马桶，代表现代文明，茅坑则是落后的文明。

瞿秋白简介：男（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原名双（或霜、爽），号熊伯（或雄魄），政治家、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生于江苏常州，祖籍宜兴。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作为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栋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为了纪念瞿秋白，在江苏常州建有瞿秋白纪念馆。

本文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20辑)》  作者：文池(编纂)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本期主讲人：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进入20世纪，时代的主题变成激进的反传统，孔子公众形象的变化也在此时开始。在“洋务运动”中没有看到对我们自身文化的攻击，“维新变法”中也没有，而到了20世纪，人们发现器物改革行不通，就开始改制度。制度后面有一种价值，涉及到文化，所以有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上半叶，反传统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基调。大家都很熟悉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面有这样一段很经典的话：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代表的是不被主流思想所束缚的、有独立思考的人，尽管精神错乱，但这恰是理性的。打倒“孔家店”有一批人物，鲁迅、吴虞、陈独秀、胡适等。吴虞被称之为双手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他写过很有名的一篇文章《论家族制度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源》，非常激烈地批评家族制度，家春秋一系列的改革都与这个有关系。胡适常被称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而陈独秀1919年在《新青年》上说，现在只有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就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民主与科学。民主科学基本是外来的东西，过去中国也提民主，但意义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用西方的文化进行更新才能把中国的危机化解。反传统成为基调，“新”字在20世纪初非常流行，不是简单的新旧描述，而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像《新青年》、《新人》、《新民》、《新女性》等刊物，称为时代共同的追逐。相对立的一面是旧，传统的、熟悉的东西都是旧的。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推到一个极端，举一个例子就是：废除汉字。

当时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讨论，主流活跃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参与其中，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今后中国的文字问题，他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进一步解释“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个老寿星（汉字）的不合时宜，过不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陈独秀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很快写文回应。

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还有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五四”运动的总指挥，他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瞿秋白：“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相对应的是拉丁文字，这个是抽水马桶，代表现代文明，茅坑则是落后的文明。

胡适的态度稍微温和一点，他主张先把汉字变为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马上废除不太现实，所以他后来推动白话文运动，写了很多白话文的诗。“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观点都非常一致。大家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他们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只有到了对中国文化深度的绝望，才会有这样荒谬的想法。“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咒出来的。”这句话刻画得很准确。

前面说的这些人的国学造诣都很深，他们每个人都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传统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可是现在他们的这些主张某种意义上讲却是在做一种自我了断，就像《笑傲江湖》里的葵花宝典，要非常痛苦地“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这个比喻不太合适。（笑声）。总之要把血脉骨髓里的东西去掉，除非到了不得不变，关乎民族存亡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改革又失败，打又打不过，把这些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做出同情式的理解。其实这些旗手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他们个人的道德观陷入挣扎之中，而这更加反衬出这些人的伟大，他们不是简单说我更喜欢某种文化，而是真的在找药方，因为没有这个药方中国就会亡种亡族。

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激烈反传统的勇士大都没有到过西方，除了胡适曾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他们去过日本，因此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更多是通过日本的刊物。相反真正到过西方的人，却没有加入这个行列，比如严复，在英国留过学，也是北大的校长，他本人是强调自由，不怎么提科学的，很怪的一个人，直到很晚的时候还拖着长辫子，经常在未名湖散步，秀一秀他的长辫子。

还有辜鸿铭，甚至强调传统的重要性。辜鸿铭有的言论比较反动的，比如关于男女观念，他认为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一个茶壶可以配三四个茶杯，但你见过一个茶杯可以配三四个茶壶吗？这种比喻当然很荒诞。稍后的学衡派，主要受哈佛影响，他们都提倡国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被称为保守主义。为什么对自身文化有很强认同却不能获得支持？联系我谈过的时代背景就不难理解了。同时这和袁世凯也有关系，他之前要把《孟子》编入小学四年级课本，这个做法被认为是封建复辟。

当时已经进行了辛亥革命，在向新时代迈进的时候，像袁世凯这样的军阀还在谈旧礼教，知识分子就更激进地从反面批评。就好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不遵循这些礼教，但实际内心是很信的，于是他们看到虚伪的人在做虚伪的事情，就要从另一面来揭露。

激进的反传统不是“五四”之后就结束了，而是一直延续，分化，有国民党有共产党，有左派有右派，尽管政治主张不一样，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反传统。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是如此，他们也以各种方式参加“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