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忆：江青曾命几十门大炮一起开火 就为自己抢镜头

核心提示：她拿着摄影机，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过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到了不少好镜头。”

本文摘自：《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作者：杨银禄，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江青的确有病，是个极敏感的人，感情纤细而脆弱。这样的人禁忌似乎特别多，但对她一生来说，有四样东西她特别敏感，概括地说，江青有“四怕”。

一是怕风。

“风”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可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

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安装双层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楼在窗子上又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三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就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如果往北飘，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她还感觉有风，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仿佛真有什么妖怪和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有一次，她叫护士周淑英查风源，小周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小周说：“你交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

江青听了以后，大怒不止，先是对小周一阵痛骂，接着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过去，幸亏小周躲闪得快，没有被剪刀戳伤。还有一次，她叫护士赵柳恩找风源，没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赵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甚或是酷暑盛夏，她感觉不适时，身上都穿得严严实实的，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甚至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的身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再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紧跟在后，只要她一说有风，汽车赶快开过去，她立即钻进汽车。

人的感觉有时受精神的支配。要说江青怕风，怕得真够水平的。但她不怕风的时候，可以站在风头上。

1970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岛休养。11月18日，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致，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西瑁岛去玩儿。快艇从某军港到西瑁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很快，她还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再跑快点！”

我们被海风吹得都站不稳，受不了了，却见江青迎风屹立在艇顶，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无比从容。上岛后她既不打喷嚏，也不感冒，还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这个海岛的女民兵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因叶剑英元帅的题词而闻名：“持枪南岛最南方，苦练勤练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逞，目标发现即消亡。”女民兵们应江青的要求，还打了一阵火炮。

二是怕声。

噪声是可怕的，人长期在噪声中工作和生活，不但烦躁难忍，而且会缩短生命。清除和减少噪声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我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江青怕声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经住过的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的玉渊潭公园，自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任何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是很难找到的。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门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的。即使是这样好的环境和住所，她还总是觉得楼房内外有声音。我总觉得她的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样敏感，对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鸟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觉得“声音太大啦，让人恐惧！”有时她捂着两只耳朵，闭着两只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让工作人员专门为她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钻到屋里得意地鸣叫。因为室内到处是家具和地毯，房间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谈何容易。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江青暂时挪个房间。江青挪了一个房间，工作人员便在有蟋蟀的房间喷洒极浓的敌敌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间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让人恐惧的异味。通风通了很长时间异味才消散。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的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胀，耳根发麻。于是我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鞋，走路时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我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强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与江青说话时声音的大小，语速的快慢，甚至语气的轻重。

奇怪的是，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大的声音她也不怕。“文革”中，江青会见成千上万“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江青不但不怕从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时手舞足蹈，并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外出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四个螺旋桨一齐轰鸣，她照样打扑克和睡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岛到某高射炮阵地去视察，她拿着摄影机，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过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到了不少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气温过高或过低，都会使人感到不舒服。适当调节空气的温度，可以适应人的感官，以便更好地休息和工作。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江青适应。我不止一次听江青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江青的感觉取决于她的心情。江青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她的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她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江青本人都很尴尬。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

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我想，大概是创作的兴奋使她忘记了寒冷。

1970年11月，江青在海南岛。14日，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待就是四个多小时，也没有事。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相，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方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既潮湿又闷热，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在室外一玩儿就是三四个小时，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而江青并不喊叫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够水平，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三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洞。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可这非常适合江青，她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的怕与不怕是受她情绪支配的，而江青这个人神闲气定的时候又极少，所以让人觉得反复无常。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大多数都知道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四次到苏联，她不是出国访问，也不是出国旅游，而是去治病。

第一次去苏联治病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七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苏联治病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患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修养了11个月才回国。

第三次去苏联治病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

第四次去苏联治病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她的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江青接受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宴请。赫鲁晓夫的夫人、马林科夫的夫人、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冈诺维奇的夫人坐在江青的左右，宴请江青并谈江青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

“文革”期间，江青曾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过，经过那次放射治疗以后，她的内分泌系统被破坏了，造成了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很痛苦。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经常谈论，江青为何有“四怕”？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一是江青心态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时故意刁难我们这些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