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卿:国企改革需严防有人“化装逃跑”

原标题：混合所有制与下一步国企改革

国有经济要做到“有进有退”，首先需要把国有资产进行资本化，然后通过专业机构的国有资本运营来实现预定的布局要求。这意味着，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模式将从“管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转变到“管国有资本”，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模式上来。

“管国有资本”的监管模式有什么优势呢？首先，监管对象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企业，而是国有资本，因此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其次，监管的目标不再是各个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而是国有资本整体的保值增值；最后，监管的实现途径不必再是“管人、管事、管资产”，而是挑选专业的资本运营机构，通过这些专业机构来实现国家作为股东的意志。

国际上成功的国有资本运营模式中，最出名的当属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淡马锡是一家由新加坡财政部直接出资组建的私人投资公司，专司新加坡国有资本的运营管理，取得了非常骄人的长期资本回报率。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是否要组建类似淡马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否要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改组为国有投资公司？从三中全会决定的表述来看，这一思路是受到肯定的。笔者认为，从顺利推进改革的现实要求出发，把这样一种思路作为过渡模式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意识到，这仍然是一种“授权经营”模式。从国企改革的历史看，授权经营往往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模糊，导致作为内部人的经理实际成为所有人，容易出现“挖掘暗道”式国资流失。

长期来看，国有资本的运营需要更多地借助市场化力量。一方面，在政府层面，财政部门要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制，把整个国有资本的投资与收益纳入全口径财政预算；另一方面，国资委应被改造为类似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机构，作为财政部门下属的特殊事业法人，其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挑选私人性、市场化、专业化的资本运营机构，并将国有资本以信托方式交给这些机构进行运营管理。长远来看，国有资本运营体制的建立，将为金融信托业和资产管理业在中国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

从长期来看，当国有资本运营管理体制建立以后，严格意义上，“国有企业”的称呼就应该让位于“国资公司”。因为国家不再直接拥有“企业”，而只是拥有公司化企业的“国有资本”——— 有的是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有的是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当这些国有资本已经通过信托法律关系交付专业的资本运营机构进行管理之后，如何完善国资公司的治理结构，便不应成为政府财政部门，甚至也不应成为国资委直接面对的问题。

然而，如果由“授权经营”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国有投资公司，来主导国有资本运营管理体制的话，那么，如何完善国资公司治理结构，则依然是国资委需要解决的近期目标。一方面，这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本身要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这些代行国有股东职能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直接干预所控股或参股企业的经营活动，同样需要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那么，当前如何完善国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说，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讨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成果。一言以蔽之，关键还是要严格按照《公司法》，将国资委或授权经营公司的行为限定在履行股东权利的范围内。从淡马锡的经验看，作为代行股东权利的受托人，国资委或授权经营公司在完善国资公司的治理机构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选任好董事，而不是选拔委任经理人员，更不是直接从事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活动。

国有企业改革历时30多年而未竟guoqigaige，最近若干年颇有“止步不前”的味道，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国企内部的阻力太大。下一步推进国企改革，最大难点依然是如何克服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著名国企经理人任志强最近在一次讨论会上指出，为何当下不少国企经理人员热衷于“混合所有制”？因为他们想“化装逃跑”！即希望借助其他所有制资本的进入，淡化国有企业色彩，以便摆脱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这番话无疑提醒我们，改革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与法律保障，很可能出现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结果。

中国的许多改革都具有试验性。目前，针对下一步国企改革，不少地方纷纷出台了本地区的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内容不一，各有侧重。笔者认为，多样化的改革试验对于找出恰当的改革路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中央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依然要发挥好顶层设计的作用。譬如，在此次三中全会决定的原则性表述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的布局领域、对国有资本转让出台程序性指引、细化国有资本预算体制和运营监管体制的具体设计。也许，两者的结合才能为下一步国企改革找到更加有效的新路径。(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