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作家反思二战结局：被苏军“解放”等于奴役

核心提示：对于米沃什何尝不是如此？波兰人民被解放了，只是在后来他才知道这里的解放有个同义词——奴役。而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则可以解释像阿尔法这样的作家何以转向东方的新信仰，而且是诚心实意地。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3年7月21日B08版，作者：凌越，原题为：《忽而痛心疾首，忽而冷嘲热讽》

米沃什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在年轻时代和许多青年诗人一样，“素来不热衷政治，而且恨不得同现实的生活不发生任何关联”。那个时候，他的诗歌通常以法国诗歌为榜样，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但是正如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英文版序言里所说：“现实永远不会让我长时间脱离一切。”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残酷事实深刻影响到米沃什的诗歌创作，使他断然放弃早期过于形式化的诗风，转而“以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人在激烈冲突世界中的暴露状况”（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这最终在1980年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说米沃什在诗中还是以较为间接的方式去触及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被禁锢的头脑》则完全是在思辨的层面，展开对极权政治的探讨和批判。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诗人的身份和敏锐赋予这种社会观察以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而这种细致则立刻为这种观察赢得更接近于真理的复杂性。但它并不讨好，因为“羡慕苏联共产主义的人认为这本书极尽侮辱之能事，而反共分子们指责该书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怀疑作者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易于让人辨识的标签，没有气势汹汹颇具蛊惑力的狂热，但悖论的是，所有有识之士都会一眼看出其中秘藏着珍宝，难怪书一经出版即获得加缪和雅斯贝尔斯这两位重量级作家和学者的赞赏，后者还为本书的德文版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雅斯贝尔斯准确地将《被禁锢的头脑》概括为“一个带着大问题深入事实并意识到自身思想的人士的言论”，“他是作为一个深受触动的人，通过对于在恐怖中发生的事实的分析来发言的，这同样也显示出他具有追求正义、追求并非伪造的真理的精神”。

“深受触动”说明米沃什仍然是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为武器，介入对极权社会的观察和批判中，按照米沃什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写这本书，目的在导引读者走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去。”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人更复杂的事物，而借由对人的复杂性的剖析，我们也许可以一窥思想演变的复杂历程。自然，米沃什拥有利用这一写作路径的独特优势，那就是他本身就是那些残酷事件的亲历者，而且他和他在书中重点剖析的四位作家要么是朋友要么至少曾经很熟络，这使他可以如愿深入波兰各类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并以他们为镜子反观自身。

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分别以阿尔法、贝塔、伽玛、戴尔塔代称的四位和米沃什同时代的波兰作家（他们是安德热耶夫斯基、博罗夫斯基、普特拉门特、加乌琴斯基）的剖析——通过他们的经历也通过他们的作品。相较而言，对于伽玛的刻画稍嫌脸谱化，米沃什的文字在这里稍稍失去了节制，但是他肯定会立刻为自己辩护：对于这样一位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他能做的只能是鞭挞和尖刻的嘲讽。正是这样的文化官僚构成了极权背景下的波兰文化主流，并日益败坏着文学趣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名，同时也就是在侵蚀和摧毁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石。换句话说，没有健康的社会气氛，真正的文学趣味和水准是无从谈起的。

阿尔法的形象就要丰满得多，这是一位追求道德纯洁性的作家，这一点也使他很自然地追求格调上的纯洁，“他像将水蒸馏那样提炼自己的语句”，因而在二战之前出版的小说里，他就在关注悲剧性的道德冲突，更为可贵的是，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这使他的一切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被视作作家——公民的楷模。他以微笑面对一切苦难，他关心刚刚起步的作家，他在公众场合拒绝跟一个在华沙与德国人合作的作家握手。他的立场具有真正的人道主义特点。他坚决反对民族主义，但同时并没有共产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他既憎恶德国人也不喜欢苏联。和当时许多波兰作家一样，他也对波兰当时的现状不满，他迫切希望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并拥有一个人民的政府。